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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博士首先对中国历史上两次了不起的文明融合与大国崛起做了精彩的回顾与论述：一次是汉朝，汉朝是儒道互补。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后的各种文化，到此变成了最优秀的儒道间的相互融合，特别是形成了董仲舒新的以天人感应为特点的儒家学说，其所建构的精神资源支撑了汉朝的崛起。第二次伟大的崛起是唐朝，唐朝是儒道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在儒释道融合的精神资源的基础上有了唐的大国崛起。而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伟大改革，同样出现了新的文明融合，即中华文化正在和基督信仰相结合。融合而不是对抗是文明间最值得鼓励的和谐影响的例证。 赵晓博士说，如同历史上的文化融合导致了中国的兴盛，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结合必定会产生出一个更加伟大、漂亮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加丰富的精神资源，来支撑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的大国崛起。 赵晓博士在几年前就曾提出，中国文化的落后在于缺乏竞争。无论是文化繁荣，还是好的信仰的重建，都只能来自竞争。国有企业活力的重现、民营经济的发展等许多例证都表明，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同变强。在文化建设上，这意味着外来文明可能进入，但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会重新被激活，落后的东西会被抛弃，最终将会出现一个大家都更有活力、互相融合的结果。 赵晓博士以韩国为例，韩国基督徒的人数占了总人口的35%，基督教文明现已成为韩国的主流文明，并很好地支持了韩国的经济和宪政转型。与此同时，韩国的传统文明被大大激发，韩国熟读甚至能背诵“四书五经”的人据说有一百万，而中国可能一千人都找不到。换句话说，韩国的传统文明并没有在竞争中被消灭，而是被大大激活了。其他地区如台湾、香港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我们奉行真正的开放，包括宗教信仰和文化上的开放，中国文明一定会大放异彩，多种文化都有可能发扬光大。 分享中，赵晓博士多次重申，现代国家是从政教分离开始的。信仰、宗教属于私领域，是公民自己的事情，应交由社会竞争，政府只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我们的政府一定要施行真正的开放，也就是说不仅开放商品等有形领域，也开放信仰、文化这样的无形领域。只有放松宗教管制，让多元的文化、宗教、信仰去竞争，才会出现信仰繁荣。政府垄断只能造成文化窒息，譬如中国历史上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政教合一”，文化不断衰落。这是因为政府垄断了道德的解释权，垄断了道德和文化的供应，使得我们缺少文化创新，失去了文明的原创力。 最后赵晓博士做了精彩的总结。当今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具有十分宽广的胸怀和开明的态度，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非常强。政府在改革上作出了新的部署，将伦理（道德）纳入中国经济改革的范畴。2005年以后，根源于市场伦理的“企业责任”蔚然成风，中国企业界开始普遍地注重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而学界近年来也开始谈论中国的文艺复兴问题，其实也是在从挖掘并创造性地转换传统伦理资源的角度来回应中国改革之需。而中国的领导人，甚至表现出了更高的理念，例如：江泽民提出过“以德治国”，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温家宝总理则谈到要仰望星空，谈到中国人需要比黄金更宝贵的诚信，有比大海更宽广的胸怀，比高山更崇高的道德，比爱自己更多的爱别人博爱精神等等。 赵晓博士深信，在中国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将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国民性，改变国人的传统人格。 从赵晓博士的分享中，我们看到，几千年的中国不缺乏盛世，所缺乏的是持续的发展、和平的变革，而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有十字架的变革”有望让中国第一次跳出历史上的周期律（复兴与震荡的周期），实现真正伟大的崛起。 【赵晓简介】经济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体改基金会学术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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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十字架的变革》